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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金瓶梅》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，其承载与传播着晚明中国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各种信息。此文仅就经济学视野中的《金瓶梅》，对西门庆致富之

　　西门庆是个混蛋，但不是笨蛋。在商场，论经营，他不及伙计韩道国；论算计，他不及女婿陈敬济；论采办，他不及奴仆来旺儿，但他有办法将这些人才招

　　同时，他善于使用各种手段，了解商品信息；他既亲自主管，又善雇工贸易；既能垄断货源，又善分股经营；既有设店经营，又有长途贩运。

　　这样，不仅使原在他父亲手中跌落了的生药铺起死回生，他在五六年间还增开了缎子铺、绸绢铺、绒线铺、解当铺，加上走标船、贩盐引、纳香蜡、放高利

　　转眼由一介乡民成为富压一方的暴发户（除楼堂馆阁等不动产以外他拥有近十万两白银的资本）。

　　西门庆经商是以从父亲手上接营一个生药铺为起点，然后利用上、下关系将生意做得有起色，并进而“牛”了起来。

　　《金瓶梅》第十六回写西门庆与李瓶儿幽会时，家人玳安来报信：“家中有三个川广客人，在家中坐着，有许多细货，要科兑与傅二叔。只要一百两银子。

　　你不知，贼蛮奴才，行市迟，货物没处兑发，才来上门脱与人；若快时，他就张致了。满清河县，除了我铺子大，发货多，随问多少时，不怕他不来寻我。

　　可见作为已经做大了的坐商，西门庆知道如何去对付那些“货物没处兑发”的小本行商，从中牟利。

　　到三十三回，应伯爵又为西门庆拉了一笔生意：湖州丝线商人何官儿因急着要回家，想把手头五百两银子的丝线尽快脱手，西门庆仅用四百五十两银子买

　　下，在狮子街开出两间空房办起了绒线铺，请“原是绒线行”的韩道国做伙计，与来保合管。

　　这座绒线铺不仅经销外地绒线丝绸，还“雇人染丝”，兼营来料加工，“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”。

　　作为坐商的西门庆，虽凭着三尺硬地盘剥了外来行商，但也从中获得了灵感，觉得与其收购行商散货，倒不如自己做起大行商，长途贩运，批零兼营，这样

　　《金瓶梅》以山东清河、临清一带作为故事背景。“这临清闸上，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，商贾往来，船只聚会之所，车辆辐辏之地，有三十二条花柳

　　在这里做行商有天时地利之便，剩下的就需要雄厚的资金与商战的胆略。这两者，西门庆都不缺乏，因而他不满足做坐地起利的坐商，因而更上一层楼，做

　　不过，西门庆之所谓当行商并非亲自出马，走上市场，他仍坐镇在家，而是派人外出采购销售。

　　西门庆经营主要项目是丝绸布匹之类。丝绸产地主要在江南，西门庆因而多次派人沿着运河南下，到南京、湖州、杭州等地贩运丝绸。

　　第五十八回写韩道国“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”。第六十回写来保从“南京运货归来”。

　　到第六十七回，西门庆派韩道国、来保、崔本三人同时起程，分奔杭州、湖州、松江等地“置办些布货来”。

　　随着资本的日益雄厚，西门庆已不满足于独家经营，于是谋求合股经营来扩大商品交换与流通。

　　作为一方富豪他谋求合股经营时有两个原则不能动摇，一为以我为核心，他要充当有似今天的董事长或总裁的角色，二为审慎选择合作伙伴。

　　像李智、黄四等人如应伯爵所说的那样：“不图打鱼，只图混水，借着他这名儿，才好行事”（第45回），西门庆宁借钱给他们却决不与之合股经商。 并

　　特别声明： “应二哥，银子便与他，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儿，在外边诓西骗东，我打听出来，只怕我衙门监里放不下他。 ”

　　西门庆合股经营的最佳搭档是儿女亲家乔大户。两家合作始于官府坐派三万盐引后，各出五百两银子去扬州支盐。

　　这批盐并未运回清河地面，而是途中就转手卖了，然后从江南采购回大量的丝绸布匹之类，连行李共装二十大车。

　　货到之日，西门庆以他花二百五十两银子买下的花子虚在狮子街上的一所房子，开铺发卖。应伯爵保荐“段子行卖手”甘润来当“大堂经理”。

　　西门庆与乔大户达成合股协议：十分利率中西门庆三分，乔大户三分，其余由韩道国、甘润、崔本均分。段子铺九月初四开张那天：“亲朋递果盒挂红者约

　　三十多人。夏提刑也差人送礼花红来。乔大户叫了二十名吹打的乐，杂耍撮弄。西门庆这里，李铭、吴惠、郑春三个小优儿弹唱。”（第60回）好不热闹。开

　　张大吉，当天就做成了五百两银子买卖，日后则越做越大。段子铺开张之日为政和七年九月，到西门庆死亡的重和元年正月，不到半年时间其本利已达五万两银

　　子。西门庆临终还嘱咐陈敬济：“段子铺是五万银子本钱，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。”合股经营增殖堪称狂飚，远非独家经营可比拟。

　　3、从开解当铺到放官吏债。解当铺即当铺，又称“质库”、“押店”，是以实物作抵押而放贷款的店铺。在约定期限内可凭当票付清本利，赎回原物；逾期

　　当铺往往以低额贷款收购抵押品，赚昧心钱。西门庆“自娶李瓶儿过门，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”，于是开起了当铺。

　　西门庆当铺的主顾竟然多是败落下来的名门贵族。开张不久，竟收进了白皇家的珍贵之物：一座屏风是“大螺钿大理石”做的，有“三尺阔，五尺高”，还

　　而实际上三件宝物合起来，西门庆只当给白皇亲三十两银子，令傍观的谢希大连呼：“我的南无耶！”

　　料已是“下坡车儿营生”的白皇亲，短期内难以赎回他的宝物，“及到三年过来，七本八利相等”，（第45回）东西就算白送西门庆了。

　　当铺生意日益兴隆，以致“李瓶儿那边楼上，厢成架子，搁解当库衣服首饰，古董书画玩好之物”。

　　开解当铺，本就是变相的高利贷。西门庆意犹不足，进而放官吏债。何为“放官吏债”？陈诏先生说主要有两种情况：

　　一是以借勾结官吏，联络感情，以便官官相护；二是候选官或新选官为酬座师，同年，置办礼物而不得不借债，到任后重利归还。（《金瓶梅小考》第60

　　西门庆临终向陈敬济等人交待了几笔放债的生意：“前边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，华主簿少我五十两，门外徐四铺内，还欠我本利三百三十两，都有合同见

　　其中刘学官、华主簿的债，或许符合陈诏所解释放官吏债的定义；而徐四、李三、黄四的债，却未必符合陈诏的定义。

　　可见西门庆的高利贷的发放对象未必仅限在官场，可能更重要的是商场，如李智（三）、黄四本揽了一笔朝廷“派了年例三万香蜡”有一万两银子的大买

　　卖，拉西门庆入伙，西门庆信不过他们，却向他们提供了一千五进两银子的贷款，理由是“省的金子放在家里，也只是闲着”，“买卖人家，谁肯把钱放在家

　　他给李智、黄四的贷款以“每月五分利”收利息。而明代律典规定，放贷“利息以三分为率”。西门庆“每月得利五分”，显然是违规的暴利。

　　到第四十三回，李智、黄四关了一千两香蜡银子，“黄四又拿出四锭金镯儿来，重三十两，算一百五十两利息之数，还欠五百两”。

　　到第六十回，李、黄又付了三百五十两银的利息。他们之间交易延续日久，直到西门庆死还未了债。

　　如此说来，西门庆所谓放官吏债，在他当官之前是依靠交通官吏，倚势放债；在他当官之后，是靠自己的官位，以权放债。

　　晚明封建商品经济相当发达，《金瓶梅》世界中商人所占比例也不太小，但真正如西门庆那么迅速暴发起来，却不见有第二个。

　　西门庆以他那个时代极为超前的手段，在不过五六年的光阴里获得了“泼天的富贵”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　　说其超前是指西门庆的种种经营手段，即使在今天它仍未过时，甚至还有勃勃生机。

　　尽管西门庆经商的理念与手段甚为超前，但质而言之，西门庆的阶级属性仍为封建官僚，而绝非如卢兴基等先生所云为“新兴商人阶级”（卢说，见《中国

　　西门庆在《金瓶梅》中只风光了大约七年时间(他二十七为界，其生涯可分为前后两期。前期他只不过“一介乡民”。此后，其则以政府行政长官——理刑官

　　前期共五年半的时间，占三十回篇幅，是全书的序幕；后期从第三十—回到第七十九回，只一年半时间，却占全书一半的篇幅，是小说的正文；第七十九回

　　作为序幕中的西门庆，只是与其父西门达在商场跌落的窘境相比较而言，算“发迹”了，其实此时他的财富相当有限。

　　西门庆经商靠开生药铺起步，但这生药铺生财不多，直到西门庆生命的终点，生药铺也才值五千两银子。

　　三为发妻财，娶孟玉楼、李瓶儿两位富孀，都获得了可观的财产；这也叫借色取财。

　　西门庆的前期，只是他人生道路的铺垫。他真正的发迹在其送生辰担给蔡京，换回个副千户之后。

　　西门庆的发迹，固然是钱权交易的产物，更是他长期“交通官吏”的辉煌成果。发迹之后的西门庆从来没忘记过自己作为政府官员的身分。

　　西门庆在任期间“组织观念”蛮强，即使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给衙门送“假牌”去请假，以至来探病的同僚安慰他：“衙门中事，我每日委答应的递事件

　　综观其一生，不难发现，正因为西门庆当上个副千户，且很快“转正”了，他才有可能成为山东一方的中心人物：不仅有众多的帮闲篾片、献媚女性将他当

　　作星座，围之旋转；就是上流社会中人如太师、太尉、巡抚、巡按、御史、状元、太监、皇亲，“哪个不与他心腹往来”?

　　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载，西门庆这个级别的正五品官员，或岁供禄米二百二十石，钞百五十贯；或月俸禄米十六石。

　　当时的官俸是米、钞兼支，官位高者支米“十之四五”，官位低者支米“十之七八”。西门庆的薪水当米、钞各半。而米价在明朝波动较大，米贵时一石可

　　有时是米、绢、钞三者合一；又有“本色”、“折色”之分。有点像有的单位拿实物抵工资。“自古官俸之薄，唯有若此者”——这是来自史官的叹息。

　　有过经商历史的西门庆，一旦进入官场，就立即将自己变官商，将官场变为商场，为自己开辟广阔的“钱途”。

　　正因为西门庆居官作宦，他才可能以权谋私，干着钱权交易的勾当，既能在官场卖法贪赃，又能在商场投机倒把，他才真正暴发起来。

　　历代盐是官卖，明代实行“中开制”，即根据边防军事或其他需要，允许商人以力役或实物向朝廷换取贩盐的专利执照(盐引)，然后凭引到指定场支盐，并在

　　无引支盐，即为私盐，是要受到法办的。但因是专卖，垄断生意，所以利润很大，盐商往往大肆钻营，大发其财。

　　西门庆自然不会放过这宗美事。他与乔亲家头年合股在“边上”纳过一千两银子的粮草，从朝廷坐派淮盐三万引。

　　因盐之专卖利大，所以朝廷征税较重，立法也较多。小说第四十八回写蔡京向朝廷奏请七事之一就是“更盐钞法”，其中规定“限日行盐之处贩卖，如遇过

　　这则是一种权力效应。作为副千户的西门庆，曾对蔡蕴（号一泉，蔡京之假子）有过两次重大的感情投资，第一次是蔡蕴状元及第回籍省亲，由蔡京管家翟

　　酒宴歌舞招待之外，还赠“金缎一端，领绢二端，合香五百，白金一百两。”连同行的安进士也赠“色缎一端，领绢一端，合香三百，白金三十两。” 令蔡

　　状元感激不已，连连道谢： “不日旋京，倘得寸进，自当图报”。 （第36回）

　　这是政和六年秋后的事，不到半年蔡状元点了两淮巡盐御史，再次来到西门府上。

　　西门庆对他则有更隆重的接待，更到位的侍候。 仅宴席就耗资千两金银（可谓吞金咽银），宴后专派“三陪小姐”满足他“好的是南风”（即花）

　　明代食盐的重要生 产地如长芦（天津沿海）、河东（山西西南黄河湾）、两淮（江苏苏北沿海）等处，由朝廷派监察御史全权管理这些地方的盐务（生

　　当时的所谓“官盐”，并非真的由朝廷来专卖，而是分地区把某地食盐的生产权与专卖权承包给盐商，国家只管向他们征收盐税，谓之“盐课”（包括

　　昔日蔡郎再度来已是有权有势了。酒足饭饱之余，蔡御史说：“四泉，有甚事只顾吩咐，学生无不领命。”

　　西门庆见机提出：“去岁因舍亲在边上纳过些粮草，坐派了些盐引，正派在贵治扬州支盐。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，早些支放，就是爱厚。”

　　蔡御史爽快地回答：“我到扬州，你等径来察院见我。我比别的商人早掣一个月。”

　　官官相卫，“旧派”盐引不但没被拘收，蔡御史还让西门庆比别的商人早掣取盐一个月(西门庆说“早放十日就勾了”)。

　　明嘉靖、万历年间，每大引合盐四百斤，每小引合盐两百斤。三万引盐，起码折盐六百万斤，合三千吨，足装一列火车。 即使在今天也是一笔大买卖。

　　在商品经济生活中，时间就是金钱。这么多的盐提前一天投放市场都会有可观的利润，更何况比别人早一个月呢?这就是封建权力的效应。

　　这中间既有他两次对蔡一泉享以酒色、授以厚礼的功效，又有他身为政府官员，凭借着手中的权力，享有别的商人无法享受的特权。

　　相对而言，后者或许更重要，更起决定性作用。西门庆的暴发实以“三万引盐”为契机。

　　那三万引盐未运到清河地面，他中途就推销掉了，然后以这赚来的钱在杭州、南京采买缎绢之类货物三十大车，价值大约三万两银子。

　　《金瓶梅》时代贩运货物必须过关纳税，否则就不能运货进城。不仅商品如此，即使是采置的礼品甚至家庭日用品也要过税 。

　　第二十五回写到，来旺从杭州采办抵临清码头，先回家告诉西门庆说： “杭州织造蔡太师生辰的尺头并家中衣服，俱已完备，打成包裹，装了四箱，

　　那为庆贺蔡京生辰定做的锦蟒衣等自然是贵重礼物，家中衣服是日用品，因没过税就只得“押着许多驮垛箱笼船上”。

　　何况西门庆多有长途贩运的商品，数量巨大，若如数纳税，金额一定不少。为此，西门庆绞尽脑汁，上下疏通，买通关卡，偷税漏税。

　　如上述第五十八回韩道国押货船到临清码头，因未交足税钞，不得进城，“西门庆叫陈敬济后边讨五十两银子来，令书童写了一封书，使了印色，差一名节

　　结果是：“火到猪头烂，钱到公事办”，——其实是钱到私事办——西门庆只象征性地纳了少许税银就顺利过关。

　　韩道国道：“全是钱老爹这封书，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。小人把段箱两箱并一箱，三停只报了两停，都当茶叶、马牙香，柜上税过来了。通共十大车货，

　　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。老爹接了报单，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，就把车喝过来了。”

　　西门庆听言，满心欢喜，因说：“到明日，少不的重重买一分礼，谢那钱老爹。”(第五十九回)

　　以1/30的税率，西门庆这次漏税三百两；以1/20的税率，他则漏税银四百七十两。

　　应伯爵说西门庆这趟缎绢贸易“决增十倍之利”，却是个保守的预算，因为他根本没将西门庆买进卖出的反复偷税漏税计算在其中。

　　他与乔亲家合开的缎子铺开张第一天，就“卖了五百余两银子”，没多少时间韩伙计就说，两边铺子共卖了六千两银子。 西门庆立即将这六千两银子用来扩

　　从取盐到西门庆之死，前后不到半年时间，仅这缎子铺西门庆名下就有“五万两银子本钱”。

　　可见权力在商品经济中的巨大威力； 亦可见西门庆所从事的封建商品经济归根到底是封建权力经济，而非资本主义的竞争经济。

　　西门庆前期只是个不三不四万元户，后期才是有权有势暴发户。权势是西门庆暴发的根本原因之所在。

　　这也叫权中自有黄金屋，权中自有颜如玉。由此可见，即使勉强称西门庆为“集官、商、霸一体的暴发户”，也不应将三者平列，而忽视其作为封建官僚在

　　西门庆身旁有一个商人群落，作为帮闲兄弟的应伯爵原也是“开绸绢铺的应员外儿子，没了本钱，跌落下来”。

　　太医蒋竹山开过生药铺。那个韩伙计，原也是开绒线行经商的，只因“如今没本钱，闲在家里”，后投到西门庆门下。

　　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也曾是个长途贩运棉织品和丝织品的商人。还有来自江南、川广的客商，他们几乎都是商场的失败者。

　　论经商的本领与经验，甚至资本，他们未必有逊于西门庆。他们之失败与西门庆之成功，根本差异在他们都未进入封建官场，而西门庆进入了封建官场。

　　作为封建官僚，西门庆虽未与经商脱钩，实际上他不断利用手中的特权巧取豪夺，牟取暴利，从而破坏了封建法律允许的正常经商，如捣毁蒋竹山的店铺等

　　西门庆实则是中国封建末世，朱明王朝末期，十六世纪末年，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下产生的新丑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新秀。

　　本文获授权刊发，原文收录于《石钟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》，2015，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。转发注明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